基辛格百年诞辰：其精神的现实意义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新华社 资料图
5月27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迎来了他的百年诞辰。作为“在世者中拥有最多国际事务方面经验的人”，从19世纪的外交关系学者，到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哪怕退居幕后，基辛格也一直都扮演着美国外交方面、特别是中美关系间顾问和特使的角色。
在迎来100岁生日的前几周，基辛格接受了《经济学人》的采访，他的体态已不可避免地开始佝偻，但头脑思维依旧敏锐。
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是基辛格一生工作的重点。在目睹了纳粹德国造成的大屠杀和13名近亲的逝世后，他开始相信，防止毁灭性冲突的唯一方法是冷静的外交，最好是通过共同的价值观来加强。在基辛格看来，未来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中美能否和睦相处。
成为“亨利·基辛格”
1923年，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inz Alfred Kissinger）出生在德国菲尔特（Fürth），父亲路易斯在当地任教，与菲尔特的许多犹太家庭一样，在希特勒和纳粹党崛起之前，基辛格家族在社区中享有稳固的地位。
在基辛格生命的前15年里，他亲眼目睹了纳粹政权的崛起。1938年，基辛格一家——母亲、父亲和两个儿子——获准进入美国。15岁时，基辛格将他的名字从“海因茨”改为了“亨利”。
基辛格的学习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在乔治华盛顿高中读完第一年后，由于家中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他不得不在一家剃须刷工厂找了一份全职工作。但他仍没有放弃学习，白天工作，晚上参加夜校，并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他的高中文凭。毕业后，他进入纽约城市学院学习会计，后于1943年应征入伍。
二战期间，基辛格在美国陆军服役，在20岁时成为了美国公民。受益于美国退伍军人法案，基辛格作为转校生来到了哈佛大学，从学士学位读到了博士学位。前亚美尼亚总统阿尔缅·萨尔基相（Armen Sarkissian）在《华尔街日报》上刊文指出，基辛格于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使他成为领先的地缘战略家。在1960年出版的《选择的必要性》一书中，他详细阐述了对苏联武器“灵活反应”的想法，成为对肯尼迪政府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外部影响之一。
1969年，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顾问。尼克松和基辛格进入白宫时，美国正深陷越战，巴黎和谈陷入僵局。“下周不可能再有危机，因为我的日程表已经排满了。”他这句著名的调侃反映了当时全球政治时局的动荡。美苏冷战、越战升温，基辛格的政治旅程机遇与风险共存。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寻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也为尼克松后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华之旅奠定了基础。
1972年，尼克松总统在北京会见毛主席。这对世界政治来说无异于一场地震。基辛格和尼克松“打中国牌”的决定被广泛认为是促使苏联在军备限制谈判中加强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帮助基辛格促成了美苏之间的缓和政策。
同年10月，基辛格与越共领导人黎德寿起草了一份协议，当时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有几周时间，基辛格宣布“和平近在咫尺”。尼克松最后以49 州的压倒性优势当选连任。次年1月，各方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基辛格和黎德寿也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黎德寿拒绝领奖，基辛格则宣布，他将把奖金捐给在越南战争中阵亡或失踪的美国军人的子女。
萨尔基相认为，正如巴里·格温（Barry Gewen）在他对基辛格的研究“悲剧的必然性”中所证明的那样，基辛格的“现实政治政策”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实力，同时阻止一场可能吞噬世界的“大国烈焰”。基辛格准确地看到，在1960年代后期，完全依赖硬实力变得站不住脚。热点问题频发激发了各国对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和妥协的欲望。他认识到这种转变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使美国能够结束越南战争，同时开始与苏联和解并与中国建立关系。
“基辛格精神”的现世意义
在《第二世界：新全球秩序中的帝国和影响》的作者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看来，基辛格人生底色是偶然性和能动性不断的互相作用力，他的一生“既被瞬间创造，又创造了瞬间。”这应证了一个很古老的思辨问题——“是人造就了时代，还是时代造就了人？”答案是，两者互为因果。
在基辛格进入权力中心这个漩涡的时候，一系列热点问题几乎在同时发生，范围遍及越南、智利、罗得西亚、埃及和孟加拉国，对于基辛格来说，每一个选择都背负着巨大的风险。年轻时立志成为一名会计师的基辛格，在核军备竞赛的阴影下，作为政治家孜孜不倦地工作，追求地缘政治平衡，在持续不断的动荡中寻找一个稳定的秩序。
虽然基辛格本人并不认同外界将他的外交政策方法描述为“现实政治”，即根据眼前的实际考虑追求国家利益，而不是坚持一套固定的原则或意识形态。然而，“在如今多极的全球政治生态中，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务实的精神。”卡纳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基辛格给当今世界的教训》一文中写道，从始至终，美国一直低估大大小小的对手。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基辛格的知识和政治讣告已被写了一千遍，但他仍然因其积累的全球经验和文化敏感性而受到追捧。
卡纳认为，“基辛格精神”是独特的，但在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阶层中完全不存在，如今的美国政客们花更多的时间发推文而不是走进社区，写辞藻华美的演讲而不是学习更多的外语。面对无论是与俄罗斯还是与中国的矛盾，美国领导层已经不再试图用谈判的方式缓和甚至解决。
基辛格在4月底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也谈及了中美关系，他表示对中美两国在技术和经济优势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感到震惊，并担心人工智能即将加剧中美竞争。
基辛格认为，中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形成的谅解在50年后被特朗普推翻了，特朗普试图通过迫使中国在贸易问题上让步来彰显自己的强硬形象。当谈到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的对华政策时，他直言，“拜登政府正在以自由主义的言辞奉行特朗普式的对华外交政策。”鉴于自身经验，基辛格提出，如果想要摆脱这种僵局，需要先降低摩擦导致的热度，逐渐建立双方信心。
基辛格深知大国间交流的重要性，他的儿子大卫·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上刊文称，即使在冷战时期，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仍是基辛格家的常客。“他们两个偶尔会在下棋时就影响整个地球安危的问题谈判。”大卫写道，“在两个拥核超级大国处于冲突过程中，这些定期对话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如果在当今的全球紧张局势中，高层政客间能进行这样的定期对话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