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跨越一万三千公里,守在生命“醉”前线
本文转自:嘉兴日报
■记者 樊昕旖 通讯员 谢震宇 严曹琼
【人物名片】
姚明是嘉兴市第一医院院长,也是一名麻醉医师。1997年,27岁的姚明暂别已有身孕的新婚妻子,参加第15批中国援马里医疗队,前往非洲进行医疗援助,也成为当时全国上千名援外医疗专家中最年轻的一员。700多个日日夜夜,除了一幕幕难忘的工作场景、生活场景,还给了他足够铭记一生的回忆。
【援非时间】
1997年7月至1999年8月
【援非故事】
“当我置身马里,跟当地老百姓一样直面疟疾、霍乱、艾滋病等威胁时,我是那么深切地感受到,身为医者,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每提高一点,就可以为无数的患者增添一线生的希望。那种从心底焕发的使命感,成为驱动我不断学习、不断攻克难关的最强劲动力!”
这是姚明在工作笔记中写下的一段话,也是他用来激励自己不断进步的话语。
每每看到这段话,总能把他拉回到那段援非的岁月中。1997年,他27岁,是援非医疗队伍里最年轻的队员。斗志昂扬、满怀理想的麻醉医师,跨越一万三千多公里,奔赴异国他乡,守护在生命“醉”前线。
勇闯“生命禁区”,填补技术空白
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高温缺水、缺医少药。姚明犹记得,一个7岁的小男孩,因为患脑干肿瘤,在马里国内辗转求医,来中国医疗队就诊时已出现头晕、头痛、呕吐、步态不稳等症状,“他们来的时候说,中国医生是他们的全部希望。”
脑干肿瘤一度被认为是手术“禁区”,当地医院甚至从未开展过脑肿瘤手术。“开还是不开?”“医院能否满足手术条件?”“如果不做,病人生命垂危。”一下子,医疗队里的所有医生犯了难。
当然要做!即便是“禁区”,也要尽最大努力。医疗队队长牟惠元迅速召集进行病例讨论,外科医生金成胜迅速评估肿瘤部位和手术难度,姚明立刻评估手术麻醉风险,准备了必要的麻醉手术药械。最后医疗队讨论决定:创造条件,抓紧手术,挽救生命。考虑孩子年龄尚小,担心其不能配合,医生们不停地鼓励他,没想到孩子脱口而出一句马里的班巴拉语:“我不怕。”字里行间满是信赖。
手术要做到位、出血要少,肿瘤要切除干净,术中须采取俯卧位,要保证生命通道,还不能影响其他脑神经功能。这场后颅窝巨大肿瘤的切除手术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开了当地脑干肿瘤手术的先河。马里医生叹服中国医生的精湛医术,竖起大拇指称他们为“大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麻醉是外科发展的“咽喉”,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医疗条件有限,最困扰姚明的是频繁停电,“一停电,麻醉机就没法工作,整个屋子都黑漆漆的,只能靠人工打手电来继续手术。还好在几次重大手术中,大家通力合作,没出意外。”
让姚明记忆犹新的一次大抢救,发生于1999年3月30日。当天中午时分,刺耳的电话铃声响彻医疗队驻地,一名专家在检查厂房设备时,不慎从扶梯上跌下,当即七窍流血、昏迷不醒,一度呼吸暂停。附近的杜尔医院无能为力,建议转送1200公里外的邻国医院救治,但此时长途转运难以保证患者在路上的安全。
医疗队抵达现场后,决定将患者送至医疗队所在的卡地医院进行抢救。但卡地医院没有正规的监护病房,连发电机也没有,万一停电怎么办?
时间就是生命,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姚明记得,在护送过程中,患者多次出现不规则呼吸,他不停地用呼吸皮囊做人工呼吸,保证给氧。下午4时许,病人被送入卡地医院手术室。那天,做完手术已是凌晨1时30分,而当时姚明正因为疟疾发着高烧。
面对术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队员们实行24小时轮流值班,进行监护治疗,帮助患者闯过一道道生死关,为此,曾有队员因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导致劳累过度而晕倒。
姚明说:“当地人对中国医生非常信任,有一些病程很久的病人,一定要找中国医生看,往往一个星期就能约满一年的手术量。”
年轻的姚明有着五彩缤纷的梦,他希望把梦想的种子播撒在尼日尔河畔。
要将技术留在非洲大地
回首援非路,姚明说,是援,也是缘。
在援非期间,姚明放弃了每个周末的休息时间。他说,两年的时间太短了,他要尽可能多做些事,将更多技术留在非洲大地上。
当地医院麻醉设备简陋、麻醉药物短缺,总是无法满足手术需要,于是,姚明便尝试自制麻醉器具,比如腰硬联合穿刺针,“当时国内也才刚刚用上这种穿刺针,不仅能改善麻醉镇痛质量,而且安全性高、所需药品少,我当时就想,在马里用上这种器具的话,应该效果更好。”
此外,姚明还积极参加临床带教,开展专题培训讲座,和马里同行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总结并撰写学术论文,四篇论文分别发表在《法国麻醉学》《黑非洲医学》《马里医学》等法文杂志上。相比于帮助当地医院开展诊疗服务,他更希望将技术留在非洲大地。
当所有的时间都扑在工作上时,在马里的每一天都很充实。但每到夜深人静,思乡的情绪总是一股脑儿袭来。那时没有微信,当地也没有互联网,国际电话费很贵,还要专门跑到邮局才能打,姚明和家里人约好,每周末的深夜是固定的“亲情时间”,“半夜的话费是半价,但是由于延迟、信号差等因素,每次通话还是要花费100多块。”
在这“昂贵”的通话时长里,姚明总是选择报喜不报忧。两年里,姚明曾两次感染疟疾。高烧、发冷、乏力……他将疟疾的所有症状体验了个遍,但在家人面前,他选择只字不提。
1997年11月底,在姚明女儿出生的那天,姚明远在一万三千公里外的马里,等收到“女儿出生”的消息已经是一周后了。女儿近一岁时,姚明在电话里第一次听到女儿稚嫩地叫着“爸爸”,初为人父的喜悦与深深的歉疚一齐涌上心头。
错过女儿出生,姚明坦言很是遗憾,但他并不后悔,因为从穿上白大褂那一天起,他就明白这份工作的职责。
两年援非,姚明收获了很多。为别人治病的同时,纯朴的当地人民也给了他莫大的宽慰。姚明和队员们常常受邀去当地人家里参加聚会,在离开马里前,总统设烤全羊宴为队员们饯行,据说这是马里人对待贵宾的最高礼节,也是马里人民的全部心意。
回首援非岁月,姚明感慨道:“很多人说,不去非洲,怕非洲;去了非洲,爱非洲;离开非洲,想非洲。我想确确实实是这样的。这段经历是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