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报社 深情难忘
本文转自：西安日报
■郭民政
我是一位爱看书、爱读报、爱给报刊写稿的76岁老人。50多年来，我为不少省市的报刊写过稿子，至今我写稿的热情依然高涨。我认为，报刊是自己了解社会 ，认识社会，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明辨是非，指导进步的良师益友和亲密伙伴。
自20世纪70年代，我与《西安日报》结缘以来，看着它的名字从日报到晚报再到两报并存，钟爱之情有增无减，深情所系，绵延至今。追忆往昔，寻觅往日与两报结缘的记忆，依稀可回想起几个被时光模糊了的始端。
遥远记忆里的一天，我正在资料室查阅一台精密机器的资料，厂党委宣传部的刘部长来找我，说《西安日报》一位编辑打来电话，约我去报社老北楼二层6号房间找他，有事面谈。我按时赴约见面后，也没有问他尊姓大名。这位白净儒雅而和蔼客气的老人对我说，《西安日报》总编辑袁烙要在南院门的西安市委礼堂给全市（包括区县）的宣传部部长、宣传干事及通讯员作报告，邀请我上台作会议记录，会后整理印发。接到任务后，我心里忐忑不安，就问：“老师，报社里有这么多的笔杆子，咋叫我呢？”他说：“我们看过你写来的许多稿子，文面干净整洁，标点清晰正确，认为你干事认真细心，才叫你来的。”听了编辑老师的话，我当时心情激动，感觉自己受到了特别的鼓励。
报社的老师给过我很多指点和帮助，比如卢高地、赵忠裕、赵俊。记得一次，我就以读者“甄实”的名义，写了一篇国营正式职工能不能利用节假日出去打工挣钱的读者来信。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本地的、外地的读者积极参与，各抒己见。
记得张铁民任西安市市长期间，当时市场供应比较紧张。春节前夕，市长要求各个商业门店都立军令状，悬挂在营业门店前，保障供应不走后门，并让群众监督。一日我凌晨四点钟起床，去西关一家菜店排队买豆腐，六点钟开门营业，刚卖了四坨子豆腐，营业员就把五六坨子豆腐藏到了柜台下面，摆手对排队的人群说：“没有了！”群众意见很大。我把亲眼所见，以“门前高悬军令状，店内照样走后门”为题写了新闻稿投给了报社。见报后，市长张铁民让秘书把编辑赵俊叫到办公室，当面表扬，并说报社为群众办实事，要坚持下去。赵俊老师传达给了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在市长重视报纸宣传作用的鼓舞下，在编辑老师的指导下，我的写作劲头和思路大有提高。我在工厂工作，工人师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发明创造及科研成果，我都喜欢写给《西安日报》。20世纪70年代，我写的《献身“四化”的人——老树开新花》被《西安日报》采用，编辑是姚允恭老师。在姚老师的悉心点拨下，我写工业新闻稿子的技巧日益提高，报道企业创新成果的消息屡见报端。之后，我与新闻部的谭俊烈、牛象坤、孟西安、崔正来、胡永刚、宋若虹、齐树华等记者编辑都有较多的往来，在写新闻稿件方面，他们都曾给过我指导。
后来我写的国家大型输电设备创新产品的稿件，在央视新闻中播出，《人民日报》曾发聘书面聘我为通讯员……我的这些成绩都与西安日报社多年来多位老师给予的热情关心和真诚指导分不开。
我在两报副刊部诸位编辑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下多篇稿件见诸报端，这对提高我的写稿热情和写作水平，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记得西安日报社的《新闻之友》是编辑、记者、通讯员学习与交流的平台，我在积极投稿的同时，也从中学习到了不少有益的知识。还有当时两报的群工部和社会部，是联系基层广大通讯员的纽带和桥梁。很多老师的名字如今仍记忆犹新：雷培仁、张扬、方维学、解维汉、陈连康、杜益茂、宋进军……
1995年报社年度优秀通讯员评选中，我被评为优秀通讯员一等奖；在1998年度优秀通讯员评选中，我被评为优秀通讯员二等奖和好稿件作者奖。在编辑老师与通讯员的相互交流中，不少通讯员进步很快。
如今西安日报社与时俱进，《西安日报》《西安晚报》成为省内外有影响的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报纸，这是老新报人，老新通讯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干出来的。今年，《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创刊七十周年，我将自己与两报共同走过的历史进程中的点点滴滴，简要地梳理出来，与前辈报人和正在岗位上忙碌的今日报人，共同分享，借以表达我与报社所结下的真诚友谊和深厚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