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 电 影

本文转自：滁州日报

□周玉生

元旦上午，女儿打来电话，请我们老两口看场电影。掐指数来，我足有三十多个年头没有看过电影了。有女儿女婿陪伴我们看电影过元旦，何尝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呢？

疫情过后，看电影的人也多了起来，但像我这样奔八的老人恐怕为数不多吧。然而，听女儿说她们观看电影《长津湖》湿透了面巾纸，这便有了看电影的冲动。

电影是下午三点开始的，女儿女婿两点半便开车将我们接到影城。影城坐落在天长市区天康大道南侧，和昔日电影院不同的是，这里设有四个放映厅，每个厅仅容纳百人。女儿从自动售票机上购好了电影票，又买了爆米花和咖啡。进入影厅，那里已经有五六十位观众了。借着微弱的灯光，定睛一看，全都是青年人。

三点整正式放映，这部以缉毒为题材的电影叫《潜行》。影片枪战镜头令人震撼，尽管高潮迭起，然而由于我青少年时期受《地道战》《南征北战》《上甘岭》《英雄儿女》等电影的影响，总感到眼前的《潜行》并没有过去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那样令人振奋和向往。也许当代青年人的人生经历和我们不同，因而感受也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到处看露天电影，是因为娱乐文化生活极为贫乏，而今，青年人看电视则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享受和感官上的刺激。一边看着宽银幕、立体声的电影，一边吃爆米花、喝咖啡，甚是惬意，这不正是我们这代人当年的奢望吗？新旧对比，不禁发出由衷的感叹：生活在这个时代真好！

散场后，女婿执意带我们吃火锅。席间，女儿问：“这场电影怎么样？好看吗？”我答道：“多年不看电影了，偶尔看看觉得挺新鲜的。”我们边吃边聊，话题自然是看电影。也许是喝了点啤酒，我便打开话闸，说起当年在老家杨村看电影的两件趣事。

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县电影院的流动放映队来到农村放电影。时值初冬的一个星期天，听说二里大队放新电影《英雄儿女》，我这个电影迷便约了三个初中同学，吃罢晚饭，便早早来到距杨村小街仅三里之遥的二里大队的公场上。放电影的两位同志在大队干部的帮助下栽好了两根毛竹，挂上了正方形的白色影幕。当发电机拉响，挂在放影机上方的电灯亮起来时，公场上已经是黑压压一大片人群了。有坐着的、站着的，还有为抢占最佳位置而相互争吵的。我们没带凳子，只能挤在人群中站着看了。不一会灯灭了，《英雄儿女》开始放映。尽管阵阵寒风袭来，可没有一人离场回家。

大约两个小时，电影结束，我们便原路返回。从二里大队到杨村小街虽然很近，但没有一条像样的土公路，都是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刚刚还是皓月当空，突然间乌云翻滚，西北风带着哨声掠过树梢扑面而来，顿觉寒气逼人。大个许走在最前面，我紧跟其后，后面便是钱、程二位了。眼看快要落雨了，大个许便带头小跑起来，大家也跟着跑了起来。突然大个许大声说道：“谁的帽子掉在地上了？”我低头一看，好像是一顶三片瓦的棉帽，可我已跨过去了。只见跟在我后面的程哥弯下腰用手一抓便“哇”的一声大叫起来：“这是什么帽子，是牛屎啊！”说罢便急匆匆跑到路边的小沟洗手去了。我们三人见状，笑得合不拢嘴。

听完了这个故事，女儿笑着给我又倒了一杯啤酒，催我快点将另一个故事说来听听。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不久，一些传统优秀古装戏剧陆续解禁。新版《红楼梦》于1983年摄制成功，年底在天长电影院上映。因为排在天长的放映时间只有三天，所以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彼时的我已是天长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红楼梦》放映的第二天傍晚，杨村老家的薛老先生带着十一二岁的小女儿来到我家，请我帮他购买两张晚上的电影票。可电影票早已售完，去哪儿找呢？薛老先生是我岳父家的好邻居，父女俩特意乘车进城看电影，我能不上心吗？于是我先找单位同事打听今晚有谁去看电影，结果没有。没办法，只好带着父女俩来到电影院门前，看看有没有因特殊情况而退票的，实在不行，我只好请电影院的朋友开个“后门”放他们进去站着看一场。恰巧，一个朋友来看电影，我便将杨村老乡进城看电影买不到票的事儿告诉他，请他通融一下。那位朋友便爽快地将电影票给了我。薛老先生接过票便拉着小女儿奔向检票处。“对不起，只能你一个人进去。”检票员认真地说道。是的，一张票只能进去一个人，孩子是要买半票的，可问题是无票可补啊。此时检票处已经没有他人了，孩子急得哭了起来。怎么办？只见薛老先生急中生智，一本正经地摘下墨镜，对着检票员诙谐地说：“您看我这左眼是不是瞎了，我只能用一只眼睛看电影，是不是应该半票？孩子是半票，我也应该是半票，两个半票加起来不就一张票吗？”检票员一听这话，再仔细看了看薛老先生的眼睛，犹豫了一下说道：“今天就算是对残疾人的特殊优待吧，快进去，电影已经开始了。”“谢谢！谢谢！”薛老先生一边连声道谢，一边向我挥手……

家人们听了这两个桥段，笑得前仰后合。女儿说道：“下次有好看的大片，我们到另一家影院去看，看完后老爸再给我们讲几个你们当年看电影的故事。”“好的，下次要讲的是你妈妈电影场上卖瓜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