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哥吴隆武先生两次相聚

本文转自：鲁中晨报我和大哥吴隆武先生两次相聚

□张维杰

2023年10月11日12时,旅美科技工作者、山东省第一台电视机的制作人之一、原淄博无线电五厂工程师吴隆武先生自美国跨越万里,相隔4年,与我在北京再次相聚。

这些年来,吴隆武先生十分关注我自费创办的全国首家“三转一响博物馆”。“三转一响”指的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四大件”是人们渴望拥有的“奢侈品”。

今年4月,“三转一响博物馆”被评选为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全国“优秀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示范案例”。

吴隆武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高兴,同时,他了解到5年来博物馆在生存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重重,又很是担忧着急。吴先生此次回国,特别约我见面,再次为博物馆捐款。

按照导航,我来到了吴先生指定的见面地点。吴先生早已在此等候多时。我们相见后久久拥抱,谁都不肯撒开自己的双臂。既有彼此的想念,也有度过疫情的喜悦,更有一位大哥对小弟的牵挂,也不排除小弟辛酸之情的释放。

短暂的问候之后,吴先生便单刀直入说出了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两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你的博物馆因房租问题而撤馆,便为之着急。我又翻阅了你送我的2018年10月10日《鲁中晨报》刊登的《“三转一响”博物馆运营遇上难题》专题文章,细读之后就想替你支付房租。但疫情期间,我在国外很难实现捐款。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帮助‘三转一响博物馆’,表达一个过来人对‘三转一响’这些器物的恭敬尊重之心。”

说着,吴先生向我的微信转了10万元人民币。

“大哥,我不能再花您的钱,您的钱也是劳动所得,并且我也知道您在中国有很多的直系亲属,他们都需要帮助。”我的这句真心话,让我们俩拉起了家长里短。

吴先生说:“我的父亲是离休干部,在父亲晚年的时候,由于国家对他们的关怀,都没用上我们尽孝的钱。我在国内这些存款就是想在父亲百年之后为他买个墓地、立个碑,以释放我这个游子对父亲的孝敬之意。今天给‘三转一响博物馆’的这个钱,就是孝敬父亲之后的余款,算是我对这个博物馆的一种赞许,也愿意以此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来一起推进这个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我在美国实属工薪阶层,我的这个举动没有告诉我的亲人,微不足道,就是一份心意罢了。”

我理解了吴先生的这份心意,加速的心率逐渐稳定下来,这不是吴先生给我的奖赏,而是一个经历过贫穷与坎坷、一个哈军工老三届毕业生、一个缔造山东省电视机生产历史的时代长者交给我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承载这一时代文化,传递社会的记忆将成为我的一个使命。

这是吴先生对“三转一响博物馆”的第二次捐赠。

第一次是在2019年7月3日,他和夫人韦海华回国探亲。在这之前吴先生在网上知晓淄博有个“三转一响博物馆”,展出了一台电视机,说是当年淄博无线电五厂生产的。

带着疑问,顺便到访“三转一响博物馆”,成了他和夫人回国之行的重要议程。当他看到在淄博无线电五厂工作8年期间,于1970年亲手组装的“北京”牌电子管电视机,感动之余,慷慨捐赠人民币5万元,以表达他对“三转一响”这一时代文化的关注支持之愿。

“看到近50年前我亲手组装的产品,我非常激动。张维杰先生收集的这些产品让我非常敬佩,他为此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把这些展品陈列出来,将这段历史以实物的形式展示出来,成为记载中国工业发展历程的国家记忆,对我们这代人而言,也是一份关于自我成长过程的印记,这就是我想为此做点贡献的缘由所在。”这是当时吴先生接受《鲁中晨报》采访时的有感而发。跨越4年多的时空,我再次跟吴先生见面,一起叙谈有关“三转一响”这个时代符号的无限追忆!

4个多小时的相聚后,我真诚地向吴先生表达了一个愿望:“您下次来时,咱们一起到几个地方去走一走,看看国家的发展变化,也表达一下小弟的心意!”

吴先生神情稍有严肃:“维杰,我给你的这钱不是用来咱们游玩的,是支持你博物馆发展用的,尽管不能解你所困,但愿你用在重要的事情上。”

这是吴先生第一次称我“维杰”,我感到好一个“亲切”!

我也从这个称谓领略到他已成为我一个独子心中期盼的大哥,也从他第一次稍加严肃的眼神中感觉到他对我的期待,还有他对“三转一响博物馆”的嘱托。